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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他人的痛苦”,為何令我內疚?

時間:2020年02月23日 12:45

來源:未知作者:admin

  原標題:疫情之下:“他人的痛苦”,為何令我內疚?

  此次疫情帶來了種種復雜的情緒與思考,很多人整日被疫情新聞牽動著情緒,有心理學家觀察說,許多人產生了某種近似PTSD(創傷應激反應)的癥狀。

  當新冠肺炎疫情在媒體、網絡和各種渠道以一種燎原之勢于公眾面前呈現時,一時間所涌來的壓抑、憤怒、恐慌和不安也伴隨著這些鋪天蓋地的新聞接踵而至。由此,全國目光都開始聚集在新冠病毒最先發現的武漢,并且隨著武漢以及湖北其他多個城市與地區開始封城,使得緊張感進一步被加強。

  面對突發的災難事件,尤其如新病毒這般未知之物時,人們會感到緊張和恐慌是自然的反應。或許也正因如此,及時、公開的信息才最能安慰人,對于感染者的幫助、照顧和治療也最能鼓舞人。此次疫情帶來了種種復雜的情緒與思考,眾聲喧嘩中,很多人在一種非常態的狀態下開始了自我隔離、抑或強制隔離的生活,并且整日被疫情新聞牽動著情緒,有心理學家觀察說,許多人產生了某種近似PTSD(創傷應激反應)的癥狀。

  這些心理反應,甚至讓不少人開始產生一種愧疚:有人在受苦,我卻在過著安穩如常的生活。如果說,在疫情自1月持續至今的此刻,大多數人已經能夠處理最初的過度恐慌與懷疑,但這種微妙的愧疚,仍然在困擾著不少人。我們今天的文章,主要想談談關注疫情之時,如何去處理“他人的苦難”與自身的安穩之間的張力。

  疫情之下,我們可能會有這些心理反應

  在新華社的一篇文章中,討論了新冠疫情下公眾可能產生的心理反應,其中就包括如下癥狀:疑病。因為感染新冠病毒所產生的癥狀與流行感冒十分相似,并且又因為冬季正是流行感冒頻發時期,而導致許多人對此焦慮不安。

  前一段日子,筆者因洗澡著涼而感染風寒,所有的癥狀與當時正在網上鋪天蓋地揭露的新冠肺炎癥狀十分相似。雖然知道自己只是感冒,但卻依舊為此滿心緊張與焦慮,甚至產生恐慌。正如其后相關醫學專家在一開始所提醒的,如果沒有接觸史,且知道是感冒,則不必前往醫院,因為一方面醫院本身人流密集,容易形成交叉感染;另一方面也會占據新冠感染者的檢測和救助機會。

  除此之外,可能產生的心理還有抑郁情緒、睡眠障礙、強迫癥(如反復洗手、消毒等)以及因為處于較大的思想壓力而引起的身體反應和疾病。而導致這一切心理的背后,除了恐慌之外(如身處新冠疫情嚴重地區以及有過相關接觸史等),其實還與某種更深層次的心理情緒有關,尤其對許多遠離新冠疫情嚴重區域的公眾來說。這樣一種全情投入,除了對于疫情的關注之外,還帶著很強烈的道德和責任感,尤其對許多知識人而言,這一點表現得更加鮮明——即“遠方的哭聲”。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它考驗著我們這些處在遠方之人的道德、同情心以及生活在一個空間之中對于彼此的責任。因而許多評論也指出,此次疫情也成為了一個公眾自我學習和教育的事件。

 ▲《關于他人的痛苦》作者:?[美] 蘇珊·桑塔格?譯者:?黃燦然
▲《關于他人的痛苦》作者:?[美] 蘇珊·桑塔格?譯者:?黃燦然

  在這些鋪天蓋地的信息之中,我們也會看到其中蔓延著一股似乎由恐慌所導致的消極情緒。當我們觀察此類人群的相關言論時便會發現,他們其實始終積極且專注地在參與對此次疫情的討論。

  他們轉發武漢以及其他城市中缺乏物資的醫院的社會求助信息,轉發那些在封城中的個體所遭遇的困難和困境,以及對各種捐贈物資的監督也毫不松懈……他們對于遠方的災難和哭聲的關注或許無人能及,但也正是在這些關注下漸漸衍生出某種消極、無力甚至虛無感,由此幾乎困擾著每一個沒有置身第一現場的、遠方的關注者們。

  這種情緒其實十分常見。在蘇珊·桑塔格的《關于他人的痛苦》一書中,她通過對記錄著災難和戰爭的攝影作品的討論,指出觀看者們可能由此形成的某種無力感和愧疚。因為遠方的災難和哭聲會提醒我們一個似乎在日常里總被忽視的問題,即我們關于這些“遠方的”不幸的無能為力。這不僅僅只是地理意義(雖然它似乎也總是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上的,還與我們的同情和道德感有關,關于自我與他者的聯系,以及對于彼此的責任。桑塔格說:“只要我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們就會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謀。我們的同情心宣布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布我們的無能。”

  無能為力是這其中最令人沮喪的情緒,而由此往往會產生兩種看似不同的行為:

  一是覺得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道,所以他們進入“遠方”,置身第一現場,參與對災難的抗擊,以此來幫助那些哭聲。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伴隨著日軍侵華,處在后方的年輕學子們開始蠢蠢欲動希望能夠前往前線參軍抗敵。正如清華大學救國會在其《告全國民眾書》里所說的:“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二是為此情緒所困,而產生出某種愧疚、自責甚至是“原罪”的心理。這一心理在自認為背負著“道”的知識分子中十分常見,并且也會隨著自身道德感的強弱而有所起落。

  在這個要求隔離的狀況下,我們都被束縛在彼此的、小小的個體空間中。而也正是在這種狀況下,前述的心理似乎會變得更加濃重,并且伴隨著某種“實用主義”和“立刻實現”的渴望的落空,由此往往容易導致此類情緒變得無處紓解,最終走向消極、虛無或是徹底的冷漠。

  “附近性”的缺失,與對“遠方哭聲”的愧疚

  在這其中,人們感到無能為力的不僅僅只是那些在被封閉的城中遭遇困難,直面新冠病毒威脅的人們,其實還有對于個體局限的直視,從而造成某種幻滅。在這極端的個體和遙遠的他者之間的大起大落,在學者項飆看來是一種現代性的結果。

  他在《十三邀》中接受采訪時提道,伴隨著個體主義愈演愈烈以及現代社會結構的發展,一個——項飆稱作“附近”——的中間地帶消失了,于是便出現了光譜的兩頭,即個體和超越性的他者/群體。當個體發現自己的局限和無能為力時,他往往會直接一步跨越進遠方的他者那里,與之形成某種心理上的聯系,從而把自己置身于一種超越性的存在中,獲得歸屬感。

  這是許多人所遭遇的狀況。即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他們發現一直以來處于自我狀態中的個體,是有限的甚至是不穩定的,而開始通過各種方法來讓自己成為當下熱點新聞關注和討論的一員,通過對遠方的苦難和哭聲的關注、抒情與言說來保護自己的漂浮感。

 ▲《十三邀》劇照 ▲《十三邀》劇照

  在這一看似的“命運共同體”背后,其實便是漢寧·里德在其《無處安放的同情》中所發現的問題,即當下的傳媒時代塑造了一種虛妄,它讓現代人覺得所有的人類都生活在同一個場景之中。所以他們會為非洲的饑民、滅絕的野生動物、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人們流下熱淚,但對于鄰居死了,他們卻可能無動于衷。

  這樣的現象不是十分常見嗎?我們對于“附近”忽視和冷淡,對于“遠方”熱情、積極關注,有著強烈的道德感。而在這一心理背后其實隱藏著一個我們十分熟悉的意識形態,即來自超越性的誘惑。它可以是某個組織、國家或是某種想象性的共同體,甚至可以是“遠方”那些面容模糊的“他者”。

  在此次疫情中,人們重提加繆的《鼠疫》來批判與反思,但在這部小說中加繆其實還討論了英雄主義。始終守在鼠疫肆虐的城里的里厄醫生,所展現的并非傳統超越性的英雄主義,而正是恰恰與之相反的、關于“附近”的關注式的英雄主義,所以他才會說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便是盡道德之責。在《奇葩說》中,當李誕反駁黃執中所說的要聽到“遠方的哭聲”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么“遠方的哭聲”,更重要的是“近處的哭聲”。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正是匈牙利哲學家阿格尼絲·赫勒在其《日常生活》中所強調的觀點。她認為社會變革無法僅僅只在宏觀尺度上實現,而且還要在微觀層面——日常生活——上進行改革,使其變得人道化。而這也就要求,我們對于自身所處的環境以及“附近”的關注和深入。因為這些聯系就如項飆所指出的,是由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往和實踐所創造的真實的聯系與場域,并且在其中的每張面孔都是可見且清晰的。

  在關于此次新冠疫情中,層出不窮的個體遭遇,一方面引起人們的關注,施于援手進行幫助。而更多的是通過轉發來讓更多人看到,由此希望有能力的人來幫助他們。而更可恨的狀況則是一些營銷號通過對這些不幸的撰寫和營造來獲得流量與報酬,而它所抓住的,其實也正是人們對于遠方的不幸的無能為力而產生的某種愧疚感。

  接納自己的安穩,不要否認附近的“幸福”

  哈維爾提倡要“生活在真實中”,即由我們每個個體通過與他人的連接所產生和創造的生活,而非由互聯網或是其他圖片、影像所構建的那些“遠方”。很多人利用后者來壓制、剝削甚至禁止前者,似乎只有通過對于遠方苦難不可停歇的崇高化,反反復復地描述,才是對于不幸的補償或盡了我們作為他者的責任,甚至是以此來證明自己的道德感。

  而也正因此,日常的生活、那些快樂和感受到的幸福似乎就充滿了某種不合時宜,甚至不道德,“別人遭受著如此的苦難,你怎么還一如既往地吃喝玩樂呢?”而這一邏輯最后會形成合流,即當某處發生了災難,所有人都似乎必須為此停下生活而盯著災難,與其說是為了那些遭遇災難的民眾,不如說是在做著某種可以被看見的表演。

  這里對于日常生活的實踐本身,并非改革、革命的或創造性的,而恰恰是在破壞。人們言說災難、描述災難、構建災難里的英雄,講述政府的積極應對等等,最終都會形成一張網覆蓋在遭遇封城的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上。那些最細微但卻最重要的關切,始終并未發生,我們成為一個算法中的小小數據,成為數據中的一個點,歸入洪流,無人看見。

 ▲《無處安放的同情》?作者:?[德]漢寧·里德?譯者:?周雨霏
▲《無處安放的同情》?作者:?[德]漢寧·里德?譯者:?周雨霏

  桑塔格在《關于他人的痛苦》里說,讓人們擴大意識,知道我們與別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著苦難,這本身似乎就是一種善。一個人若是永遠對墮落感到吃驚,見到一些惡意,就感到幻滅(或難以置信),只能說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不是成年人。達到一定的年齡之后,誰也沒有權利享受這種天真、這種膚淺,享受這種程度的無知或記憶缺失。

  這席話或許非常適合那些如此積極地關注和希望能貢獻一己之力之人,在面對著真實的世界時卻難以承受,或過于震驚而最終走向虛入或無力的人們。

  桑塔格接著說道,我們現在有一個任務,就是暫時把我們寄予遭受苦痛的他人的同情擱在一旁,轉而深思我們的安穩怎樣與他們的痛苦處于同一地圖上。甚至可能——盡管我們寧愿不這樣設想——與他們的痛苦有關,就像某些人的財富可能意味著他人的赤貧。

  對于那些與無處不在的苦難和不幸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中、享受著日常生活的人們,美國詩人杰克·吉爾伯特為了這種快樂與幸福辯護時,他說:

  如果我們否定我們的幸福,抗拒我們的滿足,

  那我們就是在減少她們的匱乏的重要性。

  我們必須冒愉悅的風險。我們可以不尋歡作樂,

  但不可以沒有愉悅。沒有享受。我們必須有

  那種頑固性,在這世界殘忍的火爐中接受

  我們那份喜悅。把不公正作為衡量

  我們注意力的唯一尺度,等于是贊美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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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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